浙皖的具体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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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浙皖中，徐锡麟所起的作用是最重要的，他实际上是整个浙皖的“总司令”。作为一位杰出的*家，徐锡麟首先认识到会党身上蕴藏着的巨大*力量，会党也就成为准备武装的首选的依靠力量。当时浙江的会党力量比较强大，活动也十分活跃。势力较大的有哥老会系统的终南会、双龙会、白布会、伏虎会、龙华会、平洋党、乌带党等，此外还有青帮系统的私贩党[1]。会党人数虽多，但却山堂林立，互不统属，会规密约各不相同。为了把这股份分散的*力量联合起来，徐锡麟的办法是先联络一部分会党的上层分子，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来号召和发动下层群众参加，并且力图把各路会党统一到光复会的旗帜下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徐锡麟先到嵊县，结识了“徒属之众，号称万人”[2]雄据一方的平阳党首领竺绍康，并赞其别支乌带党党首王金发为*党中不可多得之人才。后又到诸暨，义乌、东阳、缙阳，结识龙华会会首沈荣卿、张恭。在联系会首的两个多月里，徐锡麟“昼行百里，夜止丛社”，其“刻苦耐劳，为人所不及”。通过徐锡麟的努力，光复会的组织得到扩大，浙江地区的*形势为之一新。“游历数县，得俊民数十，知中国可为也。”[3]
但徐锡麟对于会党这股力量的思想认识水平却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*家。在联络会党的过程中，他敏锐地认识到：“浙江会党知识浅暗，非加以教练，以兵法相部勒，不能为用。”[4]怎样把这支散漫的、无纪律的力量转变成为守纪律的、愿为共和而斗争的力量？徐锡麟想出开办“武备学堂”来训练会党骨干的办法。1905年9月22日，大通学堂在浙江绍兴创办。这是一所具有*首创性的，*党人在国内建立起来的第一所训练会党骨干的学校。“吾国各省秘密会党之能接受正式军事教育，盖自此始。”大通学堂的建立改变以前光复会发展力量靠设立会馆的方式，浙皖也就因此有了自己的基地和大本营，“大通学校遂成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”。徐锡麟还与陶成章一起为党制定章程，规定：“凡本学堂卒业者，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，本学校学生，成为光复会会友。”[5]由于有了徐锡麟的努力，“光复会本部的事权，亦已由上海移于绍兴。”[6]徐锡麟也就成为光复会在国内的最重要的领袖之一。
随着*的进展，徐锡麟认为“绍地偏小，断难有为，不如从仕途入手。”他希望能把清*“新政”中所编练的新军作为*新的依靠力量，“欲*成功，非握有军队不能达到目的”。后这种“捐官陆军，谋握军权”的计划受阻后，徐锡麟又筹划“以*权代并谋陆军学校及军政司令等差使”的入官场之计。其原因有：
（一）徐锡麟有一表亲是清廷要员俞廉三，曾担任过过湖南巡抚、湖北学政，与清*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位前任巡抚曾几次代徐锡麟致函清浙江巡抚寿山，请其为徐锡麟等入日本陆军学校以方便，后徐等入日本振武学校受阻时，俞又致电浙江新巡抚张曾敫，要其电告驻日公使陆大燮“谓诸人已改作官费，请其即速保送。”在徐锡麟谋入官场后。俞又为徐向湖广总督张之洞通关节，并谋由张之洞出介绍信给直隶总督袁世凯，为徐办理入官场之事；最为关键的是当徐锡麟进安庆，不受巡抚恩铭重用时；又是俞利用恩铭与其有师生关系，恩铭又系寿山连襟的背景让恩铭改变的主意。因为有了这层关系，徐锡麟在安庆官场才如鱼得水，提升甚快；这种人际关系是其他*党人无法企望的。
（二）从光复会的其他领导人的性格特征来看，光复会会长蔡元培是一位“短于策略，又好学，不耐人事烦扰。”后又加入同盟会，远去日本、德国，不再过问光复会具体会务。而陶成章长期活动于海外，其性格局量狭隘，不能容人，固少雄奇伟大风度。而秋瑾则是一女侠，既难伏众，更难入官场。独徐锡麟的性格谨慎敏捷、机智灵活、执着热情。在危难时候能宠辱不惊，并且“目光远大，热心公益，克已从人，对待会友亲如家人”，[7]而这种性格又是深入虎穴必备的素质之一 。”
（三）徐锡麟在乡试中被列入“副榜”，取为“副举”，俗称“个个举人”，而这种科举功名也是入官场必须的。“盖是时捐纳*较严，凡捐知县以至道员者，非五贡出身不可”。[8] 浙皖区别于同时代的*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浙皖是两省的联合。为了浙皖的顺利进行，徐锡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。
（1）确立以浙江为主，秋瑾为负责人，安徽为辅，由徐负责的领导机制。1907年3月，徐锡麟与秋瑾在安庆会晤，这次会晤作出浙皖两省联合的决定，决定由秋瑾回浙江后，把浙江的会党组织起来，成立“光复军”；并由秋瑾确立“光复军”的组织制度、领导分工；商定由浙江方面先发动，安庆成功后，再拟定攻取南京。后来在秋瑾的“光复军”的计划中，徐锡麟被推为“首领”；并把的联络地点定为上海的浙江会馆，陈伯平、马宗汉两人为两省联合的联络人。
（2）拟定《光复军告示》和“五条杀律”。《光复军告示》趾，徐写“余等怀抱公愤，共师，与我同胞，共复旧业，誓除妖氛，重建新国，图共和之幸福，报往日之深仇。”[9]表现了对共和的憧憬。徐还与陈伯平、马宗汉精心商定气具体战斗部署、*暗号等。计划先占领抚署和安庆军械
所，再图后举。
（3）仓促发难，慷慨赴死。浙皖以徐锡麟成功刺杀清廷巡抚恩铭，最后被*而告终。
对于这场旋起旋灭的，史家的观点不一致，金冲及、胡绳武等认为这场“如同儿戏”；[10]也有人认为：“我搞不懂，做这样大的事情，却只有两个助手，没有外援，如何能成得了事。”[11]其实我认为这些评价是不当的，评价这场轰轰烈烈的如果脱离当时的客观实际，是不能正确判断浙皖的。在当时事机已经泄露的背景下，徐锡麟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：一是选择前功尽弃，从前的努力化为乌有。这是为徐性格所不能容忍的。烈士在去安庆之前曾经对同志们说：“法国大*八十年始成，其间不知流了多少热血。我国在初创的*阶段，亦当不惜流血，以灌溉*的花朵。我这次去安徽，就是预备流血的，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！”这种大无畏的，为共和献身的精神今天依然为后人所景仰。二是迎难而上，拼死一战。徐作为当时最杰出的*家，未尝不知道敌众我寡的道理；但为了遵守约定的7月6号时间，他不得不决定按时发难。正如陶成章事后所说：“烈士功业不遂，非战之罪，时为之也。”在这两难选择中，徐最后选择了后者，其悲壮的结局不禁给后人留下了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的感叹。
